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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文明观视域下国内生态安全研究的热点主题

点击次数:169   更新时间2021-09-12     【关闭

  中国生态安全研究自起步以来,发展势头迅猛,积累了诸多有益的研究成果。在生态文明建设已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的背景下,亟须对生态文明观视域下生态安全研究主题进行深入分析。

  摘 要:中国生态安全研究自起步以来,发展势头迅猛,积累了诸多有益的研究成果。在生态文明建设已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的背景下,亟须对生态文明观视域下生态安全研究主题进行深入分析。作者基于CNKI收录的北大核心和CSSCI文献,利用CiteSpace可视化软件对生态文明观视域下国内生态安全研究进行文献计量分析,发现研究主题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基于生态安全的发生学探讨、基于生态安全与国家安全的关联性研究、基于生态安全与命运共同体的逻辑关联研究、基于生态安全建设的系统性研究。在生态安全与人类生命安全、政治安全以及发展安全紧密关联的未来,尚需在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环境国际主义视野下的生态安全、习生态安全观、城市生态安全等方面继续深化研究,以进一步聚类主题,拓展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作者简介:张云婷,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方世南,苏州大学中国特色城镇化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苏州大学东吴智库首席专家,苏州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与绿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基金: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习生态文明思想研究”(批准号:18JZD007);苏州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类项目“马克思主义政党与国家治理研究”(批准号:szdx2020)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揭示的由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现实交往关系建构的共同体表明,生态问题不单单是自然环境问题,更是超越自然环境的界限与政治生活紧密联系的政治问题。与现代社会相伴生的“时间-空间加速”的时代特征,使生存安全性危机问题越发严峻,其中生态安全问题因关系到人类共同体的健康生存与可持续发展而备受关注,生态安全的研究也引发了学界的热议。生态安全的概念具有时代性和历史性,本意指的是人类在生产、生活和健康等方面的基本要素不受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等影响的保障程度;在生态危机全球化情况下,生态安全已成为将生态环境问题与人的生存发展问题紧密关联起来、关注人类社会以及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新政治观(方世南,2012)。国内学者针对生态安全的概念、要素划分、空间划分、演化过程等,不断进行梳理、总结和创新研究。进入新时代以来,随着生态安全理论基础的加强及研究体系的不断完善,生态安全研究在生态文明观视域下更体现出整体性、系统性、人文性、客观性等特性。党的十九大报告深刻阐释了生态安全的重要性,指出要“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美丽中国,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公报提出要“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在生态环境已成为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和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的情况下,生态安全的重要性越发凸显。基于此,本文以中国知网期刊数据库为文献源,采用CiteSpace文献计量分析软件,对生态安全研究进行整体性的可视化挖掘,分析生态安全的研究主题,探寻生态安全研究的发展趋势。

  在中国知网以“生态安全”为篇名进行检索,截至2020年11月共检索文章4586篇。从单位时间内论文发表的数量可以看出其发展规模与趋势。根据样本统计,这些论文在时间分布上呈现不规则变动趋势,但有明显的时间线多年来国内生态安全研究论文发表数量

  如图1所示,关于生态安全研究的发文量整体呈波动上升趋势,其中有几段明显走势变化。第一段是1999—2006年,这段时间内,关于生态安全的发文量增速走势变陡;第二段是从2012年开始,关于生态安全的发文量虽有波动起伏,但整体呈增长趋势,且发文量较之前保持在高位态势,其余时间段也呈现波动上升趋势。具体来看,20世纪90年代开始,随着全球性环境公害的频发,生态安全越来越受到关注,国务院2000年11月发布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首次从国家层面正式提出“维护国家生态环境安全”目标。随着科学发展观等的提出,我国于2006年倡导成立国际生态安全合作组织,旨在以生态安全理念促进全球和平发展,降低气候变化风险,保持生态系统和谐稳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在这一时间段内,“生态安全”“生态环境”等关键词出现频次较高。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中,提出要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2014年4月15日,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将生态安全正式纳入国家安全体系,生态安全正式成为国家总体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将这几个时间节点串联起来,大致反映了1999—2020年这20多年的时间里,生态安全逐渐受到各界重视,并进行了多个方面的研究。

  已检索到的4586个样本所形成的研究趋势反映了生态安全的整体研究走势。生态安全是一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交叉学科,4586个样本中有不少聚焦于生态学、地理学等研究领域,围绕生态安全评价体系、评价方法、生态安全预警、区域生态安全研究、具体要素生态安全研究等进行分析,这些分析形成多样化的研究主题与发散化的研究网络。随着对生态安全概念认知的深入,生态系统与经济、政治要素关联的研究渐渐增多,关于生态安全的研究也逐渐延伸至经济安全与政治安全领域。虽然生态安全的各个研究阶段都在不断深化对生态安全相关理论基础的研究,也发表了多篇关于生态安全研究的文献述评,如《生态学报》于2005年刊登的《生态安全研究进展》、2014年刊登的《国内生态安全研究知识图谱——基于Citespace的计量分析》等,但并没有专门的针对生态安全理论基础的文献述评与梳理,仅有的一些述评整理中出现的对生态安全理论基础的总结也局限于“生态安全”“国家生态安全”等基础概念的引入,以及“城市生态安全”“土地生态安全”等逐渐细化的研究主题,以此塑造该领域内的研究内涵及理论框架。在生态文明建设已成为国家发展战略的背景下,生态文明观视域下关于生态安全研究主题的文献综述较少。生态文明观视域下生态安全研究的热点主题如何?在对热点主题梳理的基础上,如何结合时代问题明晰应深化的研究主题和研究方向?这些都需要进一步深入分析研究。本文筛选掉“基础科学”“工程科技I辑”“工程科技Ⅱ辑”“农业科技”“医药卫生科技”“信息科技”“经济与管理科学”等不相关的文献目录类别,再以“北大核心”和“CSSCI”作为来源类别,共检索到251篇文章。鉴于生态安全与生态危机相对应,危机是安全的反函数,故又以“生态危机”为篇名,以北大核心和CSSCI收录的文献为对象进行二次检索,手动选取与生态安全相关的文章,将两类文献综合,经过阅读剔除会议通知、目录、多次转载、书讯等无效记录后,得到最终的有效文献为218篇,以此作为本文计量和可视化分析的最终样本。

  关键词及其出现频率是一篇文献的重要内容,也是一个领域热点议题的重要参数。对文献关键词的分析能够较好地把握研究主题。本文对生态安全研究领域的关键词进行共现分析,运用CiteSpace生成生态安全研究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见图2)。在图2中,节点的大小代表关键词词频的高低,同心圆深色的厚度代表关键词的中介中心性。在关键词共现分析研究中,词频和中介中心性是两个重要参数。词频指的是一个关键词出现的频率,中介中心性指的是一个点对其他点的辐射、关联能力,两者在关键词共现中都与主题突出性呈正相关关系。根据图2,并结合分析所得的词频和中介中心性的指数,列出排名前6的高频关键词和高中介中心性关键词(见表1)。由表1可看出,高频关键词和高中介中心性关键词高度重合。

  为了更好地展现生态安全研究领域的热点分布及其相互间的关系,本文在关键词共现知识图谱基础上,通过聚类图谱来更直观地探析生态安全的热点议题之间的关系(见图3)。一般来说,聚类参数值里,当Q0.3、S0.5时,聚类较为合理。如图3所示,Q=0.7247、S=0.9543,据此判断该聚类具有一定合理性。根据以上这些关键词聚类,可以看出主题聚类效果明显。结合关键词共现的参数,本文进一步概括出四大簇类研究议题。

  人类社会是“社会的各个环节”和“同时存在又互相依存”的“一切关系”构成的一个整体性图式,这个图式有两个基础性的有机构成部分,一个是进行物质资料生产所需的自然界,另一个是进行物质资料生产所结成的社会关系,这两大关系形成自然-人-社会之间的有机联系,构筑了一个以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相互交融的人类社会的全面实践关系,这个整体性关系决定了在本源的层次上,大致有两种方法路径可解释“为什么会提出生态安全”这一问题。

  一是从还原论层面上做出的价值美好的规范性愿景构想,如生态系统和谐稳定、人与自然优态共生和社会高质量发展。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费尔巴哈对于感性世界及人的理解时,指出费尔巴哈由于对感性世界的直观把握而扰乱了他之前假定的感性世界的一切部分的和谐,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认同的“感性世界的一切部分的和谐,特别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的思想就表达了生态安全的概念(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2009)。方世南从生态政治视角阐述了生态安全的政治意蕴,他认为生态政治的重大价值追求是生态安全,生态安全观则是一种新的政治观和人权观,具有多方面的政治意蕴,对于政治价值观、政治结构、政府职能、政治稳定以及公民社会的建构等都具有重要影响(方世南,2012)。

  二是从问题导向,即从存在问题亦即生态危机的现实出发,推论出生态安全的肯定性意蕴。生态安全的提出本质上是对生态危机的回应。人的能动性和主体性使得人要承担“人化自然”对“自在自然”的实践产生的相应后果,其中蕴含了风险的可能性。如贝克所言,“风险的来源不是基于无知的、鲁莽的行为,而是基于理性的规定、判断、分析、推论、区别、比较等认知能力,它不是对自然缺乏控制,而是期望对自然的控制能够日趋完美”(薛晓源、刘国良,2005),也就是说,在文明发展形态中蕴含了生态风险的可能性。但可能性不代表现实必然性,这就涉及一些导致生态环境问题的触发因素。

  不少学者在资本逻辑这一重要的批判视界下,探讨了生态危机与资本逻辑的关系,并大致形成两种紧密关联的研究路向。一种是以对西方生态哲学的引进和译介为依托开展的阐释型研究,尤其是关于生态马克思主义的解读,成为解答“为什么会存在生态危机”的重要理论视角。学者们认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通过多重批判维度,如资本主义社会当中的生态环境破坏现象的批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政治生态学批判,严厉批判资本主义生产和制度的反生态性,揭露资本主义的生态矛盾以及生态危机(郇庆治,2006;王雨辰,2011;陈学明,2012)。在此基础上,一些学者又针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批判基点,指明了生态社会主义在愿景构想上的形而上学性,认为要批判借鉴世界马克思主义绿色思潮,以辩证思维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任平,2015;张云飞,2018)。另外一种就是从马克思思想入手,揭示生态危机与资本逻辑关系的研究。在西方一些学者及部分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看来,马克思思想体系存在无视自然价值的倾向。唐纳德·沃斯特(1999)认为在马克思思想中“无法找到多少对包含任何古老的自然观的关心以及对环境保护的任何关注”,约翰·贝拉米·福斯特(2006)指出“马克思对改变阶级制度中人类社会的剥削关系的关注并没有延伸到对自然的剥削”,更有甚者认为马克思不仅不包含生态思想,其劳动价值论等还有反生态危险,唯物史观存在生态维度缺失。这些观点试图将生态危机的根源归咎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思想对环境的漠视。国内学者对马克思思想中存在生态思想的论证不仅仅是一种驳斥与理论辩护,更体现了在对具体文本的回归中坚守与发挥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指导作用。如朱炳元(2009)分析了《资本论》中蕴含的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思想,借此指出马克思围绕资本这个中心构建了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资本既能反映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能反映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生态危机的根源就在于资本的扩张性和资本主义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关于资本逻辑是不是生态危机的根源,学界也存在一些争议,如顾钰民(2015)提出生态危机的根源不在于资本逻辑,用资本逻辑和社会制度差异并不能正确解释当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发展,“生态危机的直接原因是现代生产力发展形成的对自然巨大的获取和破坏能力”;方世南(2002)区分了两类环境问题,认为环境问题处在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为轴心的复杂的关系网络中,从根本意义上说,环境问题是人类在不正确的价值观指导下,错误地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所产生的认识问题和实践问题。

  国家以一定的地理疆域和领土边界为现实,其所形成的地理空间兼具社会属性,不仅包含制度、权力,也包含生态,并且在当前民族国家仍是重要空间场域的前提下,生态安全话语体系内在预设的就是现代国家制度体系的完善以及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绿色重构(郇庆治,2014)。就生态安全与国家安全的关联性而言,生态安全很早就被列入国家安全中。国际生态安全合作组织将生态安全分为自然生态安全、生态系统安全和国家生态安全三种类型。全球化趋势下“人口-资源-环境”问题日益突出,一些被认为跨越国界的诸如资源损耗、环境恶化等问题威胁着一国安全和国际安全。国家的生态安全作为对“非传统安全”的一种界定和阐释,表征着全球环境变化下人们对更高层次安全状态的需求,渐渐成为一个国家和地区的核心议题。1977年,莱斯特·布朗在《重新界定国家安全》中就提到了要注重环境安全问题。1991年8月,美国当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首次将环境安全视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于2000年发布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纲要》明确提出“维护国家生态环境安全”的目标。在这个阶段内,学者们着重对国家生态安全的概念进行概括。一些学者在剖析了国家生态安全的概念、特点和衡量标准后,指出国家生态安全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从生态危机的视角来分析国家生态安全预警的重要性,并对完善国家生态安全的机制和措施提出了政策建议(高中华,2007)。王韩民等(2001)将生态安全作为与军事、政治和经济安全同等重要、相对独立的一个安全要素,指出了生态安全与其他方面的安全不同的特点,体现在影响更广、生态危机后果更严重、生态安全的“效益”和生态危机或治理生态危机的“成本”会在代际转移、与一般民众的联系更广、与国际社会其他成员的利害关系高度一致等几个方面。2014年,习总书记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强调,要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并把生态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2018年5月,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习进一步明确了生态安全在总体国家安全中所处的独特地位。此时对生态安全与国家安全间的关系研究也出现一个方向转换,由对“国家生态安全”这一整体概念的研究到更加注重在整体性思维与全景性视野下生态安全对总体国家安全的作用,以达到“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价值目标。陆军(2019)指出,生态安全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构成,是其他安全的载体和基础。陆波和方世南(2020)提出生态安全理念已逐步融入并渗透到党的执政理念中,其灵魂就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生态安全群众观。

  生态问题无边界,其本质、产生、表现、后果、解决途径等都具有外部性和公共性。生态安全超越了国界、种族、性别、阶层等,事关区域和全球治理体系的完善和长期稳定繁荣,成为一个关乎人类命运的全球性问题。无论是在时间推进和议题深化上,还是在主题演化路径上,内嵌于全球一体化背景的生态安全与人类命运共同体间的深化研究,都有着丰富的理论革新与实践变革意涵。现有的关于生态安全与命运共同体的关联研究大致分为两种路径。

  一种是就现实问题提出的具体案例研究。如杨振姣和郑泽飞(2018)认为北极海洋生态的“公地悲剧”会造成全球性的影响,任何国家都无法幸免,提出了在命运共同体背景下北极海洋生态安全治理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也有学者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背景下,以广西为例,着眼西南喀斯特地区生态环境脆弱、贫困人口集中等问题,开展西南喀斯特地区生态安全评价,并指出这对促进区域生态安全、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构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守好“一带一路”有机衔接的重要门户等具有重要意义(张云兰,2019)。

  另一种是从理论研究层面对生态安全与命运共同体的研究。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命”包含生命和生命安全,“运”不仅指影响人类之命的机遇,更侧重于人类生命得以产生和发展的生态环境,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质上是人类生命和人类生态紧密结合的命运共同体。有学者指出生态危机是21世纪人类面临的最大挑战,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能够成功破解生态格局中存在的具体问题,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内在蕴含公道正义的安全格局的必然性,公道正义能够保证公共生态治理环境的公正,有利于国际社会达成基本生态安全共识,有利于创造安全稳定的生态格局(李颖超,2020)。方世南(2020a、2020b)则指出在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野内生态安全和生命安全构成了一体化的安全共同体,这是对传统的就生命安全、生态安全单独看待和管理的线性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的纠偏,是突破生态安全和生命安全各自为政的界限,以辩证统一的思维方式,在宏大的生态-生命一体化视野下看待人类安全问题的一种整体性安全观。一方面,生态安全是生命安全的重要基础,一旦生态不安全,生态矛盾必定会加剧社会矛盾,影响国泰民安,对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产生不利影响;另一方面,生命安全影响生态安全,只有维护好生命权、健康权、安全权这些最为基础性和最具有价值性的权利,人类才能从事自由自觉的历史创造活动,自觉地为构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关系而保护生态环境。从根本上来说,两者并不是两个不同的安全,而是一种在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中形成的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坚持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有助于将生态优先的价值取向和生命至上的价值取向有机地结合起来,确保人类社会的长治久安。

  学者们揭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彰显的生态安全的深刻意蕴,指出要强化“类意识”和“类责任”,而这正是源于生态安全与人类命运共同体间内在的共在性、共存性和共建性。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的生存发展共在于自然,自然也共在于人类的对象性活动,以人化自然的自然观展现出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人-自然-社会的共同体观打破了传统意义上只限定于人类自身的围绕抽象个人的共同体观,确立了以人类社会为立脚点的新唯物主义,在这一逻辑下探讨的生态危机自然蕴含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紧密关联的生态安全概念,生态安全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紧密共存。实现相对概念下的生态安全,需要相应的理念、制度和行为准则的支撑,这些都离不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识。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全球生态合作治理的共建共享,蕴含了符合人类发展利益的生态价值观;生态安全的实现,也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生态价值实践进路的成功探索,它们之间的共建具有同向性。生态安全与人类命运共同体间的共在、共存、共建在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及其现实实践的语境下,更加紧密化为一个有机统一整体。

  在生态安全的话语理论体系中自然包含着生态安全建设。生态安全建设作为一种政策性话语和实践方略,与理论话语上的生态安全形成一种建设性互动,并且它是在生态文明建设研究的话语体系下作为一个论域而发展起来的。正如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提到的“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生态安全建设要置放于总体安全大系统中,以全面性、整体性、系统性思维方法构建生态安全建设格局,优化生态安全屏障体系

  1。如黄爱宝(2019)提出,要运用全面生态安全观引领生态安全建设,全面生态安全观强调生态安全体系中不同的生态安全要素之间、生态文明体系中的生态安全与非生态安全要素之间以及生态安全与生态文明体系之外的多种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协同。方世南率先提出构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人口均衡型、生态安全型的“四型”社会。其中生态安全型社会以人民环境安全为宗旨、以绿色发展为重大价值诉求,旨在实现环境安全与政治安全、经济安全、人的安全有机结合,要通过加强环境安全文化建设、环境安全制度建设、环境安全能力建设以及促进公众对于环境安全保障型社会的广泛参与等全面系统的建设来完成(方世南,2012、2016)。

  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标志性事件是生态文明被写入党章和宪法,从根本法的立场上明确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地位,这就为生态安全建设法治化提供了最高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释义》中也提到,生态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大力加强生态安全法治建设(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2016)。生态安全的维护必须依靠健全的法治保障体系,所以生态安全建设研究的议题较多的是关于生态安全的制度体系建设,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安全建设的制度化不断完善,不仅在生态环境的不同领域制定了专门的法律,如《环境保护法》《防沙治沙法》《森林法》《草原法》《水土保持法》及其系列修订草案,同时也在制度层面建构了相应的保障体系,如《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关于健全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意见》中提出监管督察制度、生态环境补偿机制和损害赔偿制度等,《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试行)》也明确了对党政领导干部生态损害责任追究制度。这一系列由立法到司法再到执法的制度群建设成为党和政府大力推进生态安全建设的总体谋略。

  对这一进程和趋势,学界也展开了相应的探讨,但其中对生态安全立法相关的讨论较多,并大致形成两大路向。一是对生态安全融进法律规范的价值性阐释。如马波(2013a)提出法律的生态安全价值会明确生态安全的价值优位,完善法的安全价值体系,使人们从一个新的视角来审视传统的安全秩序;也有论者提出生态文明融进法律规范中,会夯实国家生态安全维护义务的正当性、推动国家生态安全维护义务角色的时代性转变、促进国家生态安全维护合宪性解释的制度性贯通、彰显国家生态安全维护高位阶目标的层次性表达(张震、张义云,2020)。二是对全新的生态安全法及相关法律体系建设的探讨。王树义(2006)认为现有的环境立法不能满足生态安全实践中所产生的新的社会关系的需要,亟须制定一部专门的生态安全法来指导现行环境法律体系的健全与完善,并列出了具体的条目;有学者从国际合作机制的完善、刑法对生态安全立法的保护、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构建、生态安全经济核算机制的构建等研究了生态安全体系的法律保障体系(翟新明、余广俊,2016)。与制定一部全新的生态安全法的观点稍有不同,有论者则认为可以将生态安全作为一种新的理念或环境保护思路,融进现行环境法律的修改中。如张震和张义云(2020)探讨了生态文明入宪视域下生态安全法治保障体系的建构;马波(2013b)认为政府生态安全保障责任兼具一定的法律责任,也就是要通过立法将政府生态安全保障责任纳入法治轨道。当然,也有一些零散性分析,如有学者以对乡村生态振兴践行路径的探讨,助力对生态安全建设的研究(赵金科、李娜,2020)。这些研究都表明生态安全建设在朝着逐渐实现生态环境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迈进。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保障生态安全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总体布局,提出“十四五”时期生态文明建设要实现新进步,生态安全屏障更加牢固,这明确了生态环境保护的新目标、新任务和新要求,彰显了生态安全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的极端重要性。随着社会生活实践的加速发展,生态安全愈加与人类的发展安全紧密关联,因此其研究也将不止局限于上述的研究主题,至少还可以在如下四个方向继续深化研究,形成聚类主题。

  一是接续对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研究。如前所述,在生态-生命一体化危机对人类安全与日俱增的威胁及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等成为国家意志的语境下,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已成为一个研究趋势。肆虐全球并将在一段时间与人类共存的新冠肺炎疫情和全球生态危机表明,要高度注重生态安全与生命安全的辩证关系,在生态健康与生命健康紧密结合的“同一个健康”、生态安全与生命安全紧密结合的“同一个安全”等的指导下,持续对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研究,以此有效应对人类的各种风险挑战,促进人类在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的有力保障下世世代代永续发展。针对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基础理论与相关概念研究不足、从整体性角度考察生态安全和生命安全的辩证统一性不够、交叉研究生态安全和生命安全的关系欠缺等现状,需确立马克思恩格斯生态-生命辩证统一观的视角,加强对生态-生命一体化安全的基础理论研究。马克思主义辩证自然观和社会历史观的紧密结合体现了“红绿交融”的特色,其思想中包含着丰富的生态-生命辩证统一观,可以在这一基础上加强如认识论、价值论、方法论等基础理论的研究,以及从阐释性到建构性所需的理论范式等研究。再如,作为大生态文明系统中重要组成部分的生物安全,因其关涉到生物因子对生态系统存在的侵害因素,也是生态安全的重要部分。生物技术在影响生态安全的同时,也影响着生命安全,从内部改造人这种主体本身,甚至创造一种新人类,这就涉及社会治理、科技创新价值评价等的改变。因此,关于生物安全法治问题以及与整个现代生物技术相关联的生命政治、生态政治等,都有待继续深化研究。

  二是重视对环境国际主义视野下生态安全的研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初使用“环境国际主义”这个概念,只是指出欧盟是一个很好的环境国际主义组织,倡导在环境问题上国际合作共治的必要性。虽然“环境国际主义”还没有成为一个具有共识性的专用概念,但它的出场表明了生态环境问题的全球性,只有把包括生态安全在内的生态环境问题视为涉及全球所有人利益的共性问题,树立全球生存安全的共同体意识,才能有效应对威胁生态安全的诸多严峻挑战。快速蔓延扩散的新冠肺炎疫情,作为全球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与人类生命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态环境紧密关联。在一段时间内都将呈现为进行时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在某种程度上既表明国际生态合作共治的现实艰难性,也表明开展多边合作、共同处理跨越国境的生态安全问题、确立环境国际主义视域下的生态安全观的现实必然性。后疫情时代,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又将呈现新态势,如何重视对环境国际主义视野下生态安全的研究,超越“二元对立”“零和博弈”的思维观念,摒弃狭隘利己主义、政治偏见等解构着国际生态安全合作共治的单边主义,共建确保国际生态安全的合作机制,实现环境国际主义视野下生态安全共同体构建的行动创新等,也是生态安全研究领域不容忽视的一个方向。

  三是深化对习生态安全观的研究。习结合长期的实践工作,立足中国国情,研判世界形势,在生态安全领域形成了一系列论述,做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形成了具有内在逻辑联系又相对独立的生态安全观,为新的历史时期推进生态安全建设指明了方向。生态安全观是习生态文明思想中的重要观点,也是总体国家安全观中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习生态安全观对于推进和深化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中国化并指导我国生态文明的现实实践,推动构建全球生态安全和生态治理合作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战略,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但当前系统研究习生态安全观的文章寥寥无几。从生态政治学角度看,生态问题也是政治问题,生态问题直接影响着政治安全,生态安全最终是为了政治安全,习总书记多次强调“人心是最大的政治”“民生是最大的政治”等,都将生态问题上升到政治的高度来认识。随着我国社会矛盾的阶段性变化,生态安全建设的需要与动力机制也将发生变化,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不仅包括更高水平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还包括民主、法治、公平、正义以及安全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这都对生态安全研究提出了新课题。正如习生态文明思想成为研究热点一样,习生态安全观也应成为习生态文明思想这一话语体系下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甚至应成为一个学术性概念。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习生态文明思想中有一个重要的理念,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把“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十四五”时期十二个方面重点工作方向之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超越了传统的人与自然主客式的“主奴关系”结构,建构起人与自然在价值地位上平等的生命共同体式的结构秩序,形成的现代化是对西方传统模式的反拨与超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具有人的价值与自然价值互促共进,人文价值与经济价值协调共增,代内价值与代际价值承续共保,区域价值、民族价值、国别价值与全人类价值分担共享的价值蕴涵(方世南,2020c),在这些价值导向下的发展道路必然是绿色发展道路,将其融入现代化建设的其他要素中,不仅仅会推动美丽中国建设,更有助于推动形成美丽世界,筑牢生态安全屏障。而“良好生态环境是人和社会持续发展的根本基础”(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14),守住自然生态安全边界,应从价值、内涵、实践路径等方面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夯实理论基础,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因此,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格局与生态安全间的逻辑关联研究,也应当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

  四是拓延对城市生态安全的研究。城市本质上是人类实践的结果,是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更是涉人关系的基本空间场域。城市生态环境为人类提供生存繁衍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条件,直接影响着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和文明建设,从这个角度而言,生态问题可以看作一种以城市为场域的关系问题。前资本主义时期,城市生态问题不突出,生态安全意识尚处于自发阶段。

  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城市发展在商业革命、工业革命下全面推进,以城市为节点而生发的人与自然关系、人与人关系、人与自身关系全面铺开,人们开始遭遇由于自身行为而导致的自然社会等的报复,身心健康遭到损害。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论住宅问题》中就提到了城市居住环境的恶劣、居住空间生态环境的参差、不同生存状态建构的不同的城市景观以及城乡间加剧的对立导致的生态资源的匮乏等,实则是资本空间化和空间资本化的映现。不公正的生态环境后果会引起涉人关系的生态危机,进而影响生态安全。这一阶段,生态安全问题凸显,生态安全意识开始觉醒并不断得到强化。20世纪后期人类文明进入“城市社会”(列斐伏尔语)这个新的文明阶段,人们面临更加复杂的关系,城市的风险性、脆弱性增强,城市安全问题更甚,一些城市生态学派等兴起。我国在城市化建设中也相应地提出了“花园城市”“园林城市”“田园城市”“森林城市”等绿色城市的定位。当前,我国正进入以城市群为重要支撑的新发展阶段,加强城市生态治理,提升城市生态安全,夯实城市的生态根基,能够为海绵城市和韧性城市建设奠定坚实基础。同时,城镇化又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新型城镇化建设中需要注重生态安全因子,以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为中心,以生态价值为导向,重构生态循环链条,并植入智慧因子,注重生态安全建设的智慧化,以科技手段形成可持续的绿色发展之路,实现生态安全与智慧城市建设的融合发展。因此,在以往对城市生态安全系统健康评价因子和城市生态系统尺度及类型等区分的分析基础上,拓延对生态文明观视域下城市生态安全的基础理论研究,有助于提高城市治理水平,增强城市居民的幸福感和安全感,提升美丽中国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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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生态安全不仅是一种状态,同时也具有动态性,这就涉及生态脆弱性,也就是生态安全的威胁因子。生态系统脆弱性的改善对生态安全建设至关重要。不少文章就这一侧重点进行了梳理,如对生态系统的评价、预警、监测、恢复方法等方面的研究,故而本文在这里不再做总结。

  2 正如美国著名城市理论学家刘易斯·芒福德所说,作为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城市的定义尚在争论中。前资本主义时期,现代意义上的城市尚未形成,所以这里的城市更倾向于指一定区域范围内政治、经济、文化等集中的人口密集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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